隆力奇徐之伟对话第四届诺奖得主埃尔文•罗斯

　　徐之伟：我们要和世界精英合作来共同打造隆力奇的平台。我希望更多的精英，配对的时候，来到我们隆力奇。我们隆力奇永远提供每一个精英最好配对的平台，服务你发展需要的平台。作为我们来说如何来定位？我们需要更多的经销商和消费者携手起来将民族的隆力奇推向世界，影响百年。
　　徐之伟：最后再次感谢，再次谢谢罗斯先生，跟我们时代周报、跟在座各位专家，对我们隆力奇市场的设计，创造机会！感谢在座的各位领导，谢谢大家！
　　邓璐：接下来精彩的激动人心的演讲跟我们共同分享，百年隆力奇的历程和激情。谢谢您。 or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我们为大家请出这位嘉宾是在人民币国际化、外汇市场、资本市场等方面建树颇丰，他同时也是一位有实战经验的学者，担任多家证券公司和投资公司的特约经济学家，我们有请钟教授从国际金融的角度为我们讲讲中国民族企业的国际化问题。掌声欢迎！
　　钟伟：今天向大家汇报的内容是什么？对中国的中长期的增长。我们应该怀疑有更强烈的危机感。 or看起来中国并不像一帆风顺永远能够昌盛下去的样子。 or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中国目前所处的市场经济的状况。 or如果没有意外的话，中国以复合增长7%左右，到2020年。再加上汇率、人民币升值，每年1-1.5个点。也许我们目前是温饱了。到2015年2016年左右，我们就基本上中等收入略高一点。到2020年我们的人均GDP能达到一万美元。也许经济规模比美国还要好一点，但比排在后面的日本、英国、德国要大多了。
　　钟伟：如果运气好，2030年左右中国有可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但即便那个时候，别忘了中国的人均GDP仅仅相当于美国的1/3左右。中国经济增长在过去三十年取得了长足进步。我们已占全球18%的人口，耗用超过全球30%的资源。仅仅能够提供相当于全球10%的商品和服务。中国经济增长对自身和全球的可持续增长是一个巨大的威胁。相当于你买一辆车，排量2.0，你如果不给它4.0的油耗，它绝不输出1.0的规律，那样的经济增长的前景还是令人担心的。 or从乐观的方面来讲，假定2020年中国成为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的国家，这就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给人类所带来的享受文明体面的生活人口，由于中国成为发达国家而增加了一倍。因为到目前为止欧洲、美国、巴西、俄罗斯、以及其他的一些小型经济体，加起来，人均GDP超过一万美金的国家，也只有人口总量大概12亿多一点。但如果用悲观的角度来说，中国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
　　钟伟：经济增长的质量。在过去十年中国GDP的增速大约每年10%。通货膨胀CPI3%。往后每年，中国经济增速将会减到6-7%。通货膨胀会上升到3.6-3.7%的水平。未来6、7%的经济增长加上3%、到4%的通货膨胀是一个常态。过去十年是通胀温和的十年，是货币发行速度最快的十年，也是中国收入分配恶化最糟糕的十年，和生态环境没有任何改善的十年。毁誉参半，怎样迎来未来长周期的增长，使得中国经济增长更好呢？而不仅仅是单纯依赖劳动力的投入和投资的消耗呢？可能有许多方面需要努力，但最主要的就是改变官员的政绩观，因为我们对于官员动是要求他们追规模、求速度。官员们在这样的考核情况下，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以全要素来衡量，过去十年有所恶化。官员的行为为什么扭曲呢？因为官员采取的是选拔制而不是选举制。如果选举，需要对选民负责。也就是对下负责。如果是选拔，那只需要对上负责。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低下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不能够因为过去三十年的成功，而有过分的制度自信。
　　钟伟：第二中国过去十年明显的国退民进，如果研究一下上市公司的整个杠杆，我们发现，央企是在加杠杆，地方国企是在加杠杆的，而在过去十年，有行业开放，允许民营企业有更广阔生存的空间举措乏善可陈。央企国企他们带来的主要是资金、劳动力、土地的大量的无效的低效的占用。克强总理说要盘活货币存量如果要盘活货币存量以我粗浅的理解就是要搞死国有企业。原因很简单。如果看一下96到02年那波，尤其是97年到99年的三年国有企业脱困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国有企业产能过剩、效益低下，不得不走上困难的甩包袱的日子。我们今年一到五月份，尽管央企也盈利但地方国有企业的问题已经非常糟糕。如果我们把中国未来的期望依托于不公平的获得土地资源劳动力资源的国企身上，把中国企业的希望寄托于以垄断，以行业的不公平竞争为基础的国有企业身上，把未来的希望寄托于政府和这些国有企业角色不停的换位互换的国有企业身上，恐怕未来中国企业的脊梁不够硬朗，据我理解企业一定是挣钱的，如果企业不以挣钱为核心，他就没有能力发展壮大自己，没有能力保护好自己的高管、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再有余力的情况下，才考虑进一步承担自己能够承受的社会责任和应尽的义务。因此企业实际上一定要时刻关注自己的盈利增长的能力。坚决的卖掉那些不挣钱的，少赚钱的部门或平台，把精力集中在最赚钱最有未来发展前途的少数几个行业中。
　　钟伟：第三个财政风险，作为联邦大国，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极其重要，例如我们真正的改革，商鞅变法是一个财政改革，王安石的变法是财政改革，华国锋同志下台是因为四个现代化国库空掉了，所以塌下去的，杨尚昆政府也是因为经济发生巨大的困难，财政几乎破产，每次真正的改革在中国都是财政的巨大困难而导致。目前中央吃饱喝足、省一级政府够吃够喝，地方政府基本上靠抢劫来过日子了。因此我不认为地方债务对地方政府来讲有偿还可能性，只是现在地方政府能维持借新还旧就已经很不错。回顾过去三十年的历史。在三年国有企业脱困一直到2000年这段时间，由于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脱垮了银行。00年08年地方政府脱垮了土地，08年到现在地方政府脱垮了平台。官和僚的关系不能解决的时候就会导致严重的结果就是政令不出中南海。所以我们有必要对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进行在一部改革，确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权事权关系，充足地方的财力，使得地方债务处于可控状态。
　　钟伟：第四个金融风险，金融风险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遥远的风险，而是当下看起来迫在眉睫的风险。谁在占用中国的金融资源？四个部门。第一个部门是地方政府，占用金融资源1/4。第二个部门是房地产占用金融资源的1/4。然后制造业占用1/4。我们的小微企业和居民占剩下1/4。现在看起来地方政府这块的1/4的金融资源优问题。房地产要打一个问号，制造业显然面临着去产能去库存的艰苦过程。相对现在比较健康的也就是中国老百姓借银行的钱了。别忘了在2000到2002年那段时间，中国银行业资产不良率，超过25%。也就是在十年前今天，中国银行业处于一个整体的破产的状态。经过股改上市到今天，银行业好日子到头了。所以诸位你的子女送到哪儿就业呢？其他行业可以考虑，但是银行业不用进去了。银行业现在面临着一系列的风险。第一个风险不断补充资本的风险。第二个风险是贷款的质量不断下降，不良资产不断反弹的风险。第三个是汇率、利率市场化、资产项目可兑换带来的风险。第四个风险是随着人民币发钞速度放慢，银行业规模扩张也将放慢的风险。我一般估计在未来2013年到2020年，如果中国的金融监管当局能够把金融资产不良率，控制在4-10%之间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如果是这样，就意味着目前商业银行为坏帐所提取的全部的拨备不够，还需要再注销资本。所以金融风险离我们并不远，金融风险已经发生那么是的，在这次经济下行过程中，温州和鄂尔多斯的泡沫破裂，在今年下半年到明年钢贸、煤加工、铁合金、造船、煤炭、水泥这些行业都有着巨大的困难，我们制造业的过剩不是90年代的时候纺织、家电、服装、鞋帽的过程而是遍及所有行业整体性的过剩。 or第五个是房地产的问题。
　　钟伟：从00年到2010年我是房地产坚定的看多者，从来没有怀疑过房价上涨，从此之后到现在我一直是房地产行业的一个怀疑者，房地产的增长主要是由于人民银行印钞票的速度，由于人口向大中城市迁徙的速度和商务活动频度的增加而导致或者说货币化、城市化和人口迁徙带来了房地产行业的繁荣。看一下，过去的三个时点，08年10年12年，在这三时点上，我们房地产的施工面积分别是20亿、40亿、60亿平米。在这个三个时点上，房地产企业所能完成的销售面积是8个亿、10亿、11亿平米。毫不夸张地讲，从2010年开始中国房地产行业已经度过了它的爆发式的快速增长的阶段，进入个位数增长的阶段。从现在到2020年房地产行业的施工面积和销售面积每年的增速基本上超不过6%。除了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核心区还存在着部分的供不应求的矛盾之外，在全国的广大地区，三四线城市甚至于苏西常地区房地产已经过去了供过于求，房价在这些地区的上涨的空间是有限的。我们总以为我们所生活的地区的房价能够就像是上海的陆家嘴，北京的金融街天天上涨，我们还沉浸在这种幻觉中。随着未来民意利率水平的上升，我们买房的时候金融杠杆的消失以及整体市场的供过于求，中国地产泡沫倾向化也日益严重。 or房产税，2013年2014年这两年中国房地产是平稳的，2015年2016年什么时候推出房地产税，什么时候这个行业将陷入巨大的波动。从现在来看到这个行业还在平稳得高位。现在房地产行业还并不是在底部而是在顶部。需要中央政府在调控房地产要格外的谨慎。06到08年随便中央政府怎么瞎折腾，房地产都可以顶过这些调控政策，使行业有一个明显的增长，在未来这个行业对于政策风险的抵御能力是不断下降的。 or第六个风险是什么？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和医疗行业的风险。
　　钟伟：中国的养老体系和医疗体系我们称之为碎片化，无论你在养老的时候还是在医疗的时候，中国的14亿人，被分为四个阶层，第一个阶层，公职人员，我是公职人员，因为我是大学教授。公职人员的养老金账户是空帐。公职人员的医疗是公费医疗，他们的待遇是最好的。第二个阶层是城镇职工，诸位隆力奇的员工就属于这一阶层。城镇职工的养老是统筹账户加个人账户进行的养老。目前统筹账户截止到2012年这个账户的截余1.12亿，但如果考虑到养老金在过去七年财政进行大量的补贴，如果没有财政补贴，到2012年，中国城镇职工的养老金应该在现金流上会出现入不敷出的变化。相当多的学者认为到目前中国城镇职工这块基本养老金的缺口15到18万亿，到2020年超过60万亿。第三块是城镇居民，就是城镇的低保线。第四块农村的居民，农村也有基本的养老和新农合的医疗过程。但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医疗和养老，现在的并不是处于统筹的状态，而是在地级市和县这两级政府来进行管理的。费用一年一调。保障水平高度不确定。 or所以我们有理由就像中国在90年代中后期建立医疗和养老制度以来，到现在，这个制度仍然是残缺不全的。多少钱够一个人养老呢？我在07年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后来被媒体恶搞，一千万不够养老。至于多少钱才够养老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以后再讨论。 or仅仅这些，譬如，我们的增长的质量的风险。产能过剩的风险，财税问题的风险，金融风险，房地产风险，以及社保的风险。交织交错的影响着中国的中期和长期的增长。中国政府非常富裕，它拥有一百亿的国有资产，138亿金融资产，100万亿海洋等等资源，三万美元的外汇储备，这样一个富裕的政府如果愿意进行改革，我们在企业、财税、医疗、社保等，环境等各个领域进行的改革，政府是有能力买单的。有能力来改善这些改革所带来的社会振荡，也请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性，如果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如此富裕，如此自信，他有没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进行下一步的整体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国改革转型三十年，上半身的社会和政治体制并没有显著的变化，下半身的经济体制已经走到很前面。一个人上半身不动，下半身不停往前走这个人就会跌倒。要么两条腿往后缩，就是经济上更加加强计划，扼杀市场，要么上半身往前走，更果断的推行社会、政治的改革。请诸位对中国未来的中长期的经济增长，抱有更强的危机感，而不是充斥着乐观情绪，我也可以预计在未来五年，毫无理由的中国政府一定会放弃7.5%增长目标。中国也有可能会被迫放弃到2020年中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标，因为过高的速度型的增长，都是难以持续的，也是不可能达到的。谢谢大家！